冬甩

　　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巡迴法庭探路“司法去行政化”
　　□王琳
　　最高法院深圳巡迴法庭將於下周正式掛牌，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國首批成立的兩家巡迴法庭之一。另一家巡迴法庭花落沈陽。12月28日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任免名單，任命劉貴祥為最高法院第一巡迴法庭（即深圳巡迴法庭）庭長、胡雲騰為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迴法庭（即沈陽巡迴法庭）庭長。四位巡迴法庭副庭長也同期到位。
　　從最高法院首批巡迴法庭的地域特點來看，分別對應華南與東北。如深圳巡迴法庭管轄區域為廣東、廣西和海南三省區。可以預料，西北、西南、中南、華東、華北等地也將有最高法院巡迴法庭陸續掛牌。自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設立巡迴法庭起算，在短短兩個月時間里，這一設計藍圖如今已經落地成真。
　　有關巡迴法庭的提議由來已久，但不管是學界建議，還是中央決定，都只停留在“巡迴法庭”這一似乎熟悉卻又陌生的專有名詞上。兩個月來，輿論對巡迴法庭的具體設計有頗多猜測，諸如巡迴法庭究竟是獨立的一級法院，還是僅為最高法院的派出機構？它的具體職能如何？它的裁判是否為最終裁判？它與高級法院是何關係？在檢察機關方面，似乎並未聽說要同步建設巡迴檢察院的設想。那麼問題來了：誰來監督這些巡迴法庭？
　　從最高法院首批巡迴法庭的落地來看，上述問題部分已有了答案，部分還得繼續觀察。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任免名單中所出現的“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迴法庭”這個官方名稱，就不難看出，它實乃最高法院的派出機構。繼而可推論，巡迴法庭的審判即是最高法院的審判，其裁判也就是終審裁判。這也消除一些觀察者對巡迴法庭可能改變中國法院“四級二審終審制”的擔憂。
　　建國之初，最高法院也曾在各大行政區設置過“六大分院”，但不久即取消。有學者提出，早知今日又設巡迴法庭，當初何必裁撤最高法院大區分院？但最高法院巡迴法庭明顯不同於最高法院大區分院。“庭”是一個審判組織，分院則是一個包含完整行政建制的法院機關。巡迴法庭恰恰符合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“去行政化”方向。
　　再者，改革也要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進行。憲法規定，“人民法院的組織由法律規定”。立法法也將“訴訟和仲裁製度”列入“法律保留”之列。“大區分院”的設置，離不開立法。而巡迴法庭的組建，最高法院完全可以依據《人民法院組織法》自主組建。最高法院巡迴法庭在人財物管理上，完全可以依托最高法院本身。巡迴法庭庭長、副庭長、法官的任免也是由最高法院對應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負責。
　　作為最高法院派出法庭的巡迴法庭，解決了與最高法院的關係，與各高級法院的關係等地位問題，卻又產生了另一重隱憂。從首批兩家巡迴法庭來看，每個巡迴法庭對應的是三個省級行政區。從案源、地域、人口等綜合因素來考量，效仿建國之初的“六大分院”來設立六個巡迴法庭可能遠遠不夠，未來也許最高法院要設立八個至十個巡迴法庭才能滿足全國的需要。若將最高法院巡迴法庭視為一個“副省（部）級的內設機構（業務庭室）”，勢必導致最高法院省部級“官員”扎堆。這將和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所引領的“司法去行政化”改革相悖。
　　一個更加“全面深化”的改革方案在於，加速推進廣州知識產權法院等基層司法機關的“去行政化”改革，積累取消法官行政職級的實踐經驗，在最高法院層面讓大法官從行政職級的重負中解脫出來，讓法官們真正回歸純粹的法官之身。當然，這一改革的前提在於，法官的職務保障及其福利待遇，將不再依賴於行政職級。當法官身份就意味著法定保障，行政職級與法官的剝離才會順理成章。
　　(作者是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)　　（原標題：巡迴法庭探路“司法去行政化”）